“小悲” 文集

义理是一种社会运行机制强大约束力，也就是天经地义的事如果你不做，悠悠众口就会给你巨大的压力，最后你不得不做。这个“天经地义”的事并不考虑“人”的喜欢，或者不喜欢，想做，或者不想做，即便就是做不了也要有补偿，为什么传统意义上的黑社会是讲义理的，因为他们非常明确这种“补偿”，欠债还钱，还不出来，就是要剁手指，这是维护天道的必然行为，义理是一种“显学”也就是古代维系基础道德的底线，它最主要的特征就是“不得不做”，像乐于助人，宋江那种“及时雨”就不叫义理。义理就是你不想做，不高兴做，又不得不做的事，才叫义理。它与“耻文化”有关，触发“义理”的机制就在于一个“耻”字，它原本是中国传统文化里的东西，却在日本发扬光大。比如《礼记》中“嗟来之食”这个故事，面对施舍，我们古人认为是一种侮辱，宁可饿死也不能受辱，因为这是义理的约束，但曾子说：如果施舍食物的人向被施舍者道歉，那么那个人还是可以吃的，为什么？因为它实现了人格对等的原则，被施舍的人的“耻感”化解了，中国历史上最有耻感的时代是春秋战国时代，晏子二桃杀三士的计策之所以得逞，就是源于三个武士看重自己的名节，这是那时候的人，他们有羞耻心，所以，虽然是人都不想死，求生是人的本能，但他们不得不去死，这就是义理的实现。当然由于历朝历代，尤其是东汉末年，群雄并起一直到曹丕篡汉这段时间，中国人的义理精神随着统治者自己的破坏而被破坏，上行下效，经学不存。政治一黑暗，庙堂之上禽兽食禄。知识分子看不到出路，也就是转而去追求“玄学”，再到宋明理学，恢复了一些，也就是“三纲五常”，但这时候更多人表现出的是道貌岸然，而不是真的相信，实践。他们倡导礼义廉耻，但对自己自由主义，对他人教条主义，久而久之也就是成了民国新文化运动中那些旗手们攻击的“靶子”，这意义有点像欧洲启蒙时代先知们对教会的攻击，然而时间拉长，西欧教会的存在实际上在那些战火纷飞的年代一样有进步意义，只是后来变味了。今天我们这个国家就“初衷”来说就是五四运动的遗产，它是不是也变味了呢？其实就看“义理”这两个字，就国家层面来说，“义”就是为公，“情”就是为私，在趋利避害的本能之下，人都是为私的，因此“义理”就是要求人们克服心中的私，做那个一定要做为“公”事，无论你愿意或者不愿意，比如疫情之下通报真实的数据，这就是义理。对于官员来说，假如这个数字太难看，上面领导不高兴，他有可能仕途尽废，他当然就不会...

这根本不是一部简单的电影，也不是意识形态电影，它其中蕴含的朴素与常识是一个离我们从小被教育成“共产主义接班人”的中国人很远的，有关于中国文化的东西，台湾的主旋律电影和大陆的主旋律电影区别就在这个地方，它有伦理意识，抗日的主体永远是军人，军官，社会精英，不是老百姓，老百姓活着，不投日就是胜利，当然这和当年所处的不同环境有关，正面战场上“前线”与“后方”是很清晰的，所以，很清楚什么身份的人应该做什么事。共军的环境在敌后，形势很复杂，因此往往比较神秘，军民混杂，当然这种神秘并不表示你可以“手撕鬼子”，“子弹拐弯”侮辱观众智商，你其实也可以拍好么，只是编剧可用的材料较少罢了，电影中的这个二哥终究只是一个老百姓，而战争就是军人的事，军人要马革裹尸，老百姓可以苟且偷生，这是起码的慈悲与人道，如果没有这个底线，那和ISIS又有什么两样。老百姓的爱国不是统统都去死，手无寸铁的人排着队让日本鬼子一刀一个坎，你就是爱国了，你那是嗜血。老百姓作为国家的根本，最重要的是活着，同时不忘自己是个中国人，不做汉奸，尽可能保护好妻儿老小。二哥替日本人做事，结果就是被所有中国人看不起，大家唾弃他，他爱的女人也不理他，多少人的死，包括他父亲为了阻止日本人挖祖坟被杀害，最终促使他反思，觉醒……最后觉醒的二哥利用自己和发电厂厂长女儿谈恋爱的关系，制造炸药，摧毁发电站，而之前国军的特工费尽心机，死了三个都没能达成的事，恰恰因为他是汉奸，他才能做成。这种反正，并不依靠集体的强迫，二哥直接从汉奸变成抗日英雄，这在大陆的抗日剧是不作为主线的，而这里就是主线，类似印象中我从小到大只看到过一次，那就是《烈火金刚》里葛优演的那个“刁世棍”，因此《烈火金刚》也是一部比较有层次抗日电影，很好看。可惜，后来我们就鲜有这样的东西出现，这说明弱化民族意识的恰恰是我们——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真正“初心”，符合马克思主义。中共曲折地暗示每一个中国人不要自己国家，不要民族，包括他们刻意煽动狭隘民族主义情绪，看中的也是它的毁灭性！正常的民族主义在中共的宣传机器的运作下是被削弱的，这就是为什么总把爱国挂嘴边的大陆人有事做的事却根本不爱国，国内、国外两头占便宜，没有信仰。一个最明的实例，你可以问问大陆人，这里谈抗日战争，但从来不说抗日战争本质是什么，即“卫国战争”的本质，为什么？只是因为真抗日要保卫的那个“国”是中华民国，所以就会被红色意识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