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义理的中国社会与共产党

义理是一种社会运行机制强大约束力，也就是天经地义的事如果你不做，悠悠众口就会给你巨大的压力，最后你不得不做。这个“天经地义”的事并不考虑“人”的喜欢，或者不喜欢，想做，或者不想做，即便就是做不了也要有补偿，为什么传统意义上的黑社会是讲义理的，因为他们非常明确这种“补偿”，欠债还钱，还不出来，就是要剁手指，这是维护天道的必然行为，义理是一种“显学”也就是古代维系基础道德的底线，它最主要的特征就是“不得不做”，像乐于助人，宋江那种“及时雨”就不叫义理。义理就是你不想做，不高兴做，又不得不做的事，才叫义理。它与“耻文化”有关，触发“义理”的机制就在于一个“耻”字，它原本是中国传统文化里的东西，却在日本发扬光大。比如《礼记》中“嗟来之食”这个故事，面对施舍，我们古人认为是一种侮辱，宁可饿死也不能受辱，因为这是义理的约束，但曾子说：如果施舍食物的人向被施舍者道歉，那么那个人还是可以吃的，为什么？因为它实现了人格对等的原则，被施舍的人的“耻感”化解了，中国历史上最有耻感的时代是春秋战国时代，晏子二桃杀三士的计策之所以得逞，就是源于三个武士看重自己的名节，这是那时候的人，他们有羞耻心，所以，虽然是人都不想死，求生是人的本能，但他们不得不去死，这就是义理的实现。当然由于历朝历代，尤其是东汉末年，群雄并起一直到曹丕篡汉这段时间，中国人的义理精神随着统治者自己的破坏而被破坏，上行下效，经学不存。政治一黑暗，庙堂之上禽兽食禄。知识分子看不到出路，也就是转而去追求“玄学”，再到宋明理学，恢复了一些，也就是“三纲五常”，但这时候更多人表现出的是道貌岸然，而不是真的相信，实践。他们倡导礼义廉耻，但对自己自由主义，对他人教条主义，久而久之也就是成了民国新文化运动中那些旗手们攻击的“靶子”，这意义有点像欧洲启蒙时代先知们对教会的攻击，然而时间拉长，西欧教会的存在实际上在那些战火纷飞的年代一样有进步意义，只是后来变味了。今天我们这个国家就“初衷”来说就是五四运动的遗产，它是不是也变味了呢？其实就看“义理”这两个字，就国家层面来说，“义”就是为公，“情”就是为私，在趋利避害的本能之下，人都是为私的，因此“义理”就是要求人们克服心中的私，做那个一定要做为“公”事，无论你愿意或者不愿意，比如疫情之下通报真实的数据，这就是义理。对于官员来说，假如这个数字太难看，上面领导不高兴，他有可能仕途尽废，他当然就不会实事求是，这是他为“私”的本能决定的。约束他，逼迫他的现实力量只有两个，一个是法律监督，这需要一个独立的司法机构，而中国是“政法体系”，“政”与“法”是不分的，因此这条途径被堵住了，一把手常常直接干预司法。然后，是第二，党纪约束，也就是钦差大臣，巡视组监督，但这终究还是“人治”，人治之下起点是要有一个明君，今天的习主席之昏庸、无能、邪恶，反动可以说超越古今，中国由此一人，怎么可能会好呢？！最后我们老百姓能求的，也是最不切实际的，不现实的力量就是希望官员自己对自己的行为产生“耻感”，这可能吗？在日本就有可能，作为全球自杀率第一高的国家，官员自杀率也是很高的，就在疫情期间的2月3日，一名负责日本从武汉撤侨的首相官邸官员就跳楼自杀了，同样是东亚文化圈，25日，韩国法务部一名30多岁的官员，于当日凌晨在首尔跳江自杀，也是管疫情防控，而我们这里不说官员自杀了，反过来外国死那么多人，他们都跑上门来追责了，我们还不知道自己有什么不对，还说人家是种族主义。很好，那就向国际社会证明疫情是美国引起的，去联合国举证吧，你只要一一举证，世界舆论自会给你一个公断。总之，上不行义理，下必反智，久而久之，中国人的思维就会跟国际上的绝大多数人类的思维完全不一样，你要别人跟你一样，你就非得把法国，意大利，美国，日本等等全部变成跟你一样的体制。让全球70亿人做同一个梦，这可能吗？！或许在中共的逼迫下，或者是第三次世界大战，中共赢了的背景之下，就目前来说，中共的所作所为只会让他国民众总有一天团结一心，跟你这邪恶政权干到底。那你的“功德”不亚于造了一座巴别塔，塔尖朝下，通往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