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人节礼赞
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一样如此多得盛产冷笑话，其间的捧腹充斥了太多的暗语、隐晦与指代，活在如此笑点频发的时代真是国人的“幸福”，尽管你不得不时常捂住嘴，尽管你无法开怀地与他人分享，尽管你每次一贯要保持蒙娜丽莎般的笑不露齿，但你最终还是知道自己的心——笑了，你在一瞬间体会到了心有灵犀的感觉，比如在官方发出全国人民“喜迎”油价上涨的几天里，一次街头采访有人就问了：我可以说脏话吗？记者回答不能。于是对方就说：那么我就无话可说了——这个段子让很多人笑了，但他们仅仅只是流于模仿，兴奋只停留在心尖流转，表面上大家心照不宣地对这位“脏话哥”树起大拇指，却不能明讲。因为我们是被一种“反恶作剧文化”训练出来的人，在这套自幼养成的“严肃训练”下我们只赞赏存在“现实意义”的实用的语言，对于“无意义”，有轻微攻击性的，欺骗性的语言我们会不自觉地表现出反感，哪怕它是善良的，哪怕它看上去似乎更具有魅力，我们也不会光明正大地接受它的存在……
譬如在成长的初期，淘气的小男孩会把老鼠放在女老师的讲台里。中国老师的一般做法是惊叫——愤怒——找家长谈话，或找校长告状。如此反复训练多次，每一次恶作剧过后一再地重复教育、批判，板着一贯地冷面孔对待小孩子，有时候还加以一定程度的嘲笑。久而久之我们人性中自然存在的浪漫与纯然的天性就被扼杀掉了。孩子们逐渐会认为：成人世界是不可以有恶作剧的、所有的恶作剧皆不好的，下流的，邪恶的。长大以后的生活应该是一个没有笑声的世界。今天的笑声只是代表了我此时此刻的幼稚，是我的幼稚造成了我在不幼稚者（老师）面前的自卑。有些性格内向极端的小孩子甚至会联系到人与人的等级观念，一种天生的不平等。低层次的人无法开高层次者的玩笑——是的，外国的小孩子可以不介意把总统的头像印在内裤上，但“我们的总统”会介意！他和你活在不同的世界里，在另一个关于他的，严肃的世界里，老鼠是坏的，是必须被人杀害的，人生此后所要付出的代价与老鼠此后的死亡毫无区别……
再往后，孩子稍微大了一些，老师们首先要考虑他们的“品德问题”，他们会搬出雷锋、赖宁等一系列榜样，要求孩子们在关怀他人的同时学大人说话，从而更好得防止小孩堕入三俗，因为大人们总是认为小孩模仿能力是较强的、比较容易“被三俗”，而成年人由于思想“成熟”了可以抵御三俗，所以自然就拥有更理性的眼光，更发达的头脑。于是终日受成年人教育的小孩子在做完好事儿，骄傲地对老奶奶说“请叫我红领巾”时，他们自己完全不会认为这笑话有多冷，因为他们的“笑神经”被成年人抽空了，可能出现的“天真烂漫的姿态”也被人为地抑制在萌芽状态。他们过早懂得了言行的分寸感，懂得了察言观色。教条的成年人不担忧，反而对此很满意，还配合着给他们制作了一个统一的模板，在这个公式的要求下他们只要“认真做”即可，他们不会再去思考在“做”之外还会有什么内容，与此同时，与之相对应的是：在他们真需要的认真的地方，孩子们反倒有了逆反心理，开始拒绝另一个方向的正确思考。然后矛盾产生！社会、家长、老师看见了问题，进而反复研究如何激发学生创造力，同时又不自觉地一再炮制没有任何创造力的环境和思维。学生们每晚就象新闻联播里的一男一女似地去完成作业，机器一般的操作，如同富士康工厂里的工人，没听反抗的份儿，只有乖乖听话的份儿——大人们啊，在睡梦中你可曾听见哭泣的小孩不止一次地冲你们呐喊：混蛋！你不能在要求我在努力“担负起国家建设”伟大责任的同时还要求我创造比从前更新的东西，你要我成为乔布斯，可你自己为什么不是美国呢？！对不起，我已经很累了！大人们，请不要总是那么滑稽好不好……
以上的笑话，够不够冷呢？不要着急，还有更冷的。当我们的孩子真的成为大人时，他们要面对的问题恰恰是没有人回答他们问题。他们感叹——“这是个神奇的国度！”，用一言以蔽之的“绝句”方式宽慰自己的心灵，我们中间有的人知道为什么，有的人不知道。但我们都会为触及现实的段子叫好，然后神经质地将其传播，有时表现为一种新鲜的扭曲的“网络创新”，如韩峰体，90后各种带着色情趣味儿的“门”，把出位当作了人的个性。在许多个拧把的事件中寻找可以制造的荤段子，狎戏人生。可是，倘若你真跑到现实中问问他人生的意义如何，他未必知道自己要什么，网络其实是一个屏障，他把人关进一个笼子，在这个笼子里他可以暂时摆脱少年时代被成人控制的窘迫，所以我们看到在中国的网络上“人才辈出”，有才，或者渴望有才的人享受在段子与段子间抒发着苦闷，奇妙地关照着现实，又脱离了现实。这时有个公知就会突然冒出，打一通官腔振臂高呼：救救孩子们吧！——瞧，这是否有一点可笑呢？反正我是笑了，在这个美好的愚人节里，你、我、他最大可笑之处就在于我们不知道自己有多可笑，我们活在一个可以把人乐死的时代，浑然不知地开着玩笑又彼此开不起玩笑，欣欣然沉溺在无限循环的哑谜中逼近最后的崩溃，也许在国人眼里西方人是可爱的，他们的“可爱”不在于他们比我们更会搞笑，而是在于他们是自由的。他们可以恶作剧，他们有愚人节，他们的笑声可以穿越笑声外的铁幕，直达天空最湛蓝的那一层广阔……
譬如在成长的初期，淘气的小男孩会把老鼠放在女老师的讲台里。中国老师的一般做法是惊叫——愤怒——找家长谈话，或找校长告状。如此反复训练多次，每一次恶作剧过后一再地重复教育、批判，板着一贯地冷面孔对待小孩子，有时候还加以一定程度的嘲笑。久而久之我们人性中自然存在的浪漫与纯然的天性就被扼杀掉了。孩子们逐渐会认为：成人世界是不可以有恶作剧的、所有的恶作剧皆不好的，下流的，邪恶的。长大以后的生活应该是一个没有笑声的世界。今天的笑声只是代表了我此时此刻的幼稚，是我的幼稚造成了我在不幼稚者（老师）面前的自卑。有些性格内向极端的小孩子甚至会联系到人与人的等级观念，一种天生的不平等。低层次的人无法开高层次者的玩笑——是的，外国的小孩子可以不介意把总统的头像印在内裤上，但“我们的总统”会介意！他和你活在不同的世界里，在另一个关于他的，严肃的世界里，老鼠是坏的，是必须被人杀害的，人生此后所要付出的代价与老鼠此后的死亡毫无区别……
再往后，孩子稍微大了一些，老师们首先要考虑他们的“品德问题”，他们会搬出雷锋、赖宁等一系列榜样，要求孩子们在关怀他人的同时学大人说话，从而更好得防止小孩堕入三俗，因为大人们总是认为小孩模仿能力是较强的、比较容易“被三俗”，而成年人由于思想“成熟”了可以抵御三俗，所以自然就拥有更理性的眼光，更发达的头脑。于是终日受成年人教育的小孩子在做完好事儿，骄傲地对老奶奶说“请叫我红领巾”时，他们自己完全不会认为这笑话有多冷，因为他们的“笑神经”被成年人抽空了，可能出现的“天真烂漫的姿态”也被人为地抑制在萌芽状态。他们过早懂得了言行的分寸感，懂得了察言观色。教条的成年人不担忧，反而对此很满意，还配合着给他们制作了一个统一的模板，在这个公式的要求下他们只要“认真做”即可，他们不会再去思考在“做”之外还会有什么内容，与此同时，与之相对应的是：在他们真需要的认真的地方，孩子们反倒有了逆反心理，开始拒绝另一个方向的正确思考。然后矛盾产生！社会、家长、老师看见了问题，进而反复研究如何激发学生创造力，同时又不自觉地一再炮制没有任何创造力的环境和思维。学生们每晚就象新闻联播里的一男一女似地去完成作业，机器一般的操作，如同富士康工厂里的工人，没听反抗的份儿，只有乖乖听话的份儿——大人们啊，在睡梦中你可曾听见哭泣的小孩不止一次地冲你们呐喊：混蛋！你不能在要求我在努力“担负起国家建设”伟大责任的同时还要求我创造比从前更新的东西，你要我成为乔布斯，可你自己为什么不是美国呢？！对不起，我已经很累了！大人们，请不要总是那么滑稽好不好……
以上的笑话，够不够冷呢？不要着急，还有更冷的。当我们的孩子真的成为大人时，他们要面对的问题恰恰是没有人回答他们问题。他们感叹——“这是个神奇的国度！”，用一言以蔽之的“绝句”方式宽慰自己的心灵，我们中间有的人知道为什么，有的人不知道。但我们都会为触及现实的段子叫好，然后神经质地将其传播，有时表现为一种新鲜的扭曲的“网络创新”，如韩峰体，90后各种带着色情趣味儿的“门”，把出位当作了人的个性。在许多个拧把的事件中寻找可以制造的荤段子，狎戏人生。可是，倘若你真跑到现实中问问他人生的意义如何，他未必知道自己要什么，网络其实是一个屏障，他把人关进一个笼子，在这个笼子里他可以暂时摆脱少年时代被成人控制的窘迫，所以我们看到在中国的网络上“人才辈出”，有才，或者渴望有才的人享受在段子与段子间抒发着苦闷，奇妙地关照着现实，又脱离了现实。这时有个公知就会突然冒出，打一通官腔振臂高呼：救救孩子们吧！——瞧，这是否有一点可笑呢？反正我是笑了，在这个美好的愚人节里，你、我、他最大可笑之处就在于我们不知道自己有多可笑，我们活在一个可以把人乐死的时代，浑然不知地开着玩笑又彼此开不起玩笑，欣欣然沉溺在无限循环的哑谜中逼近最后的崩溃，也许在国人眼里西方人是可爱的，他们的“可爱”不在于他们比我们更会搞笑，而是在于他们是自由的。他们可以恶作剧，他们有愚人节，他们的笑声可以穿越笑声外的铁幕，直达天空最湛蓝的那一层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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