椅子爸爸
词与物在现实描述中的冲突导致了一种似是而非的对于当下认识的观点，而这个观念即可以被称为——“理解”。比方说有一个人对你说：那个人长得像老鼠。这时“老鼠”与“那个人”就会产生一种“被理解”的力量。你可以完全不顾前后具体情况的多种可能性，而单纯地承认自己已在头脑中看见了“那个人的画像”，但假如你从没有看见过“老鼠”，你也可以一点感觉也没有。那么，“那个人长得像老鼠”这句话自然无法被理解。但奇怪的是：与此同时“那个人长得像老鼠”作为一个句子又是可以被人理解的，只不过被理解的“无意义”更接近于一个婴儿般的愉悦，你发现了另一个“词的观察家”，完美的组合——你仅仅是对“老鼠”与“那个人”这几个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不是实际反映在头脑的图象或者是故事。甚至他在说到这句话时候还可以在一边喝咖啡一边说，所以假如你是个“目的意识”很强烈的人，你也可以认为“老鼠”与“那个人”就他现在喝咖啡的状态是无意义的，至少没有建立起词与物的投射的关系。你可能朦朦胧胧地觉得应该建立起一个关系——这就是你主观认识的萌芽，它是凭自觉而成，一挥而就。而作为“老鼠”与“那个人”的非实在的对应结构你是“理解”的。所以无论你是否与他人自认为的那种情况一致，你都可以说：“我明白了”——这就是人与人交流中的未知区域……
它实际在认识上经常会产生无效，使它的本质反倒变得可笑。但就在可笑的这一刹那间，不同人的认识的差异必定也会显现，有的人会由“老鼠”进而想到“猫”，由“猫”又想到了“狗”等一系列对应的图象。而有的人什么却也想不到。这两者皆是独特又正常的反应，它们没有优劣，接受你反馈的一方也同样不在乎自己接下去的表态。作为人，他也是一个封闭的环境。那么，他又是如何感受到你对于他是“理解”的呢？这很简单——你在他跟前是真实存在的。你的那句“我明白了”，附带着故意或不经意的表情泄露了他认为的有效，于是当他肯定自己已然被你理解了，他会满意自己得到了一个比较充分的情绪。由此，他的自信心会代表你去说话——这句话就是：“瞧，我的形容有多么的准确呀。连你也同意了！”。但，以上阐释的这一切回归到日常生活中却是无法被再次检验的，它只是一种抽象的心理体验。它在没有理性思辩的前提下，很容易发展成为一个对谈话者的“第一印象”，而非“那个人”的印象……
人的五感使人在做出假定条件之前已经有了一个假定，这个假定使得人不会对着椅子叫爸爸，也不会回家对你爸爸叫椅子。通常情况下这是显而易见的，除非是他存心开玩笑，或者是有什么精神疾病。譬如有人随便在一个人多的站台上，无指向性地对你说——“那个是我爸爸”，你会被他的话搞糊涂，你会想：这里这么多人，谁才是他的爸爸呢？直到你反反复复地经过一把椅子，又折返回来。你也不会主动想到对方居然会把“椅子”与“爸爸”两个词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人的认识”是无法被另一个人的认识所证明的，因为他永远无法代替你，哪怕你们俩是克隆人在一个特定的时间节点上也是无法被证明的……
同时逆向型思维又同证了另一个道理：“词”的价值不一定要与“物”关联在一起才有意义。它也可以是绝对的荒谬，这荒谬的对立面就是常识。反常识于是也就有一种常识性的意义。这尽管可以推理出一个惊人的结论，但古怪地是在一般的舆论环境中人们却不喜欢，也不愿意相信荒谬内在超越性的合理，以及它在一个特定场合的特定价值。他们会认为“就事论事”才是解决问题的好途径，总不能胡说八道吧。至此，“事物一定需要充分的论据才能被证明”的思想就以“共识”出现了，前者是后现代主义的根，后者是现代主义的根。它们分属于两个非凡的时代并在文本上表现出不同的“进取心”。它们结合在一起，导致了人在语言上两个向度的强迫症的倾向……
此强迫症在政治领域尤其突出，当一个掌权者把它延伸到世界观人生观时，他就被他自己固化，养成了自己的性格。回顾历史，也许性格独特的毛泽东自己也不愿意看见自己有一天会把自己倡导的“事实求是”给颠覆了，但他又不得不去颠覆，因为他要做“他自己的事”，把头脑中已形成的“主义”实践出来——搞出来。哪怕它自形成的这一天起，他的命运注定了要被他自己吞噬，他也再所不惜——文革，就是他的一场“自我实验”，只不过这个实验的成本很大，需要全国人民一起参与，一起牺牲……
当然，这个实验的出发点是好的——是他一贯坚持的“群众理论”，他坚信群众会支持他，所以他就觉得自己必定是正确的——“共识”的力量给了他无限的权利。在一段时期里，他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自己当作了全民意志的象征，从认识上说他把“对象”搞错了——最终也把是非搞错了。毛的意志符合一些人的主观诉求，这“诉求”的本质与几千年国人们对皇权无条件崇拜实际上毫无区别，也无所改进。甚至于连后来阴谋发展的轨迹也一模一样。为了“斗争”，什么亲情、友情、爱情都可以不要了。只剩下一些空洞的“词”有待失去理性的年轻人用生命、用鲜血去证明它与“物”的对应，此一冒险是毛个人的宿命不假，但他却非要卷进几代人，其残忍的野心与自私由此可见一斑。他“敢闯敢斗”的姿态让人钦佩，可是，归结到暗处他不过也就是一个着了心魔的疯子罢了。对于如此位高权重的“疯子”的揭露是极其困难的，因为他已经完全把他的个人认识变成了集体认识，也就是说当他绑架了所有人时，哪怕他说“椅子就是爸爸”，一万个人里也会无一人反对的……
历史上每每碰到类似的情形，浩劫必然就会发生。独裁者的错误是无法自证的，于是它就只好是“正确的”，在这般颠倒的背景下，只好死人、死人、再死人，一直死到让它的负面性达到最大化，否则没有人愿意承认失败，尤其是接受这失败后所导致的巨大难堪。在文革中毛泽东的语言是自相矛盾的，有时这“自相矛盾”即使是他最信赖的红卫兵心里也非常清楚。他们互相的争辩皆是基于同一本“红宝书”里的内容，但他们也有一个共同点，这就是对领袖皆有一种可怕的愚忠……
所谓愚忠的质就在于它颠覆了人与人正常的理解渠道，他们把前文所说的“人的理解”中固有的模糊性绝对化成了一个符号，他们主观上认为自己理解了，其实什么也不知道。尤其是在68年以后。游街批斗实际上已成表演，背地里的折磨、摧残反倒更甚，“词”失去了描述的意义逐渐失效，有权者对无权者的迫害，成了享受人性之恶，提升快感的捷径，维护一个领袖的神性变成了隐瞒自己私欲的借口，事态到了这个地步，是不能再用他们愚昧，他们无知，他们上了某一个人的当，这样的托词为其辩护的？！因为一切皆源自于他们灵魂深处，最根源性的认识，文革中每一个喊口号的人压根就没有过善，从来没有！他们所制造的惨案上可追溯到封建礼教产生的时代，下可波及到现今社会的各种“怪现象”——我这么说并不是因为悲观。我只是不明白人这与生俱来的自卑感从哪里来，它又要到哪里去……
这里有很多现象可以分析，我看见许多人努力要克服自卑，于是他们成功了，变得越来越“强”。强到可以制造他人的“理解”，强到可以控制另外一个人，金钱、乃至国家。同时还有一些并不自卑的人，他们一贯尊重他人，保留自我却反被人当作自卑的人，搞得难以亲近，被孤立起来，直到被送进疯人院。我为他们各自不同独特所导致不同的悲剧而不安，也用他们的眼睛审视我自己的一切。随后我造了一个词——“区域性失败”，也就是把一切消极的东西归于“部分失败”——它并非事实的全部，这就避免了让一个人做原则性判断的必要。凡事先搁置，再分析，不搞名词解释。只谈当时体验，以及此“体验”所带来的时间局限。超过了此界限后的一切事物统统要重新评估，把一个事件孤立在一个笼子里，不间断地制造笼子，人才有可能获得自由。同时这也是给他人自由的一种方式。在“你不认识我，我不认识你”的环境中，人的客观认识反而会被拓宽，有了新鲜的刺激。大抵上一个纯粹的人原本就不应该知道得太多。“123、123、123”地走路更富有韵律感……
它实际在认识上经常会产生无效，使它的本质反倒变得可笑。但就在可笑的这一刹那间，不同人的认识的差异必定也会显现，有的人会由“老鼠”进而想到“猫”，由“猫”又想到了“狗”等一系列对应的图象。而有的人什么却也想不到。这两者皆是独特又正常的反应，它们没有优劣，接受你反馈的一方也同样不在乎自己接下去的表态。作为人，他也是一个封闭的环境。那么，他又是如何感受到你对于他是“理解”的呢？这很简单——你在他跟前是真实存在的。你的那句“我明白了”，附带着故意或不经意的表情泄露了他认为的有效，于是当他肯定自己已然被你理解了，他会满意自己得到了一个比较充分的情绪。由此，他的自信心会代表你去说话——这句话就是：“瞧，我的形容有多么的准确呀。连你也同意了！”。但，以上阐释的这一切回归到日常生活中却是无法被再次检验的，它只是一种抽象的心理体验。它在没有理性思辩的前提下，很容易发展成为一个对谈话者的“第一印象”，而非“那个人”的印象……
人的五感使人在做出假定条件之前已经有了一个假定，这个假定使得人不会对着椅子叫爸爸，也不会回家对你爸爸叫椅子。通常情况下这是显而易见的，除非是他存心开玩笑，或者是有什么精神疾病。譬如有人随便在一个人多的站台上，无指向性地对你说——“那个是我爸爸”，你会被他的话搞糊涂，你会想：这里这么多人，谁才是他的爸爸呢？直到你反反复复地经过一把椅子，又折返回来。你也不会主动想到对方居然会把“椅子”与“爸爸”两个词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人的认识”是无法被另一个人的认识所证明的，因为他永远无法代替你，哪怕你们俩是克隆人在一个特定的时间节点上也是无法被证明的……
同时逆向型思维又同证了另一个道理：“词”的价值不一定要与“物”关联在一起才有意义。它也可以是绝对的荒谬，这荒谬的对立面就是常识。反常识于是也就有一种常识性的意义。这尽管可以推理出一个惊人的结论，但古怪地是在一般的舆论环境中人们却不喜欢，也不愿意相信荒谬内在超越性的合理，以及它在一个特定场合的特定价值。他们会认为“就事论事”才是解决问题的好途径，总不能胡说八道吧。至此，“事物一定需要充分的论据才能被证明”的思想就以“共识”出现了，前者是后现代主义的根，后者是现代主义的根。它们分属于两个非凡的时代并在文本上表现出不同的“进取心”。它们结合在一起，导致了人在语言上两个向度的强迫症的倾向……
此强迫症在政治领域尤其突出，当一个掌权者把它延伸到世界观人生观时，他就被他自己固化，养成了自己的性格。回顾历史，也许性格独特的毛泽东自己也不愿意看见自己有一天会把自己倡导的“事实求是”给颠覆了，但他又不得不去颠覆，因为他要做“他自己的事”，把头脑中已形成的“主义”实践出来——搞出来。哪怕它自形成的这一天起，他的命运注定了要被他自己吞噬，他也再所不惜——文革，就是他的一场“自我实验”，只不过这个实验的成本很大，需要全国人民一起参与，一起牺牲……
当然，这个实验的出发点是好的——是他一贯坚持的“群众理论”，他坚信群众会支持他，所以他就觉得自己必定是正确的——“共识”的力量给了他无限的权利。在一段时期里，他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自己当作了全民意志的象征，从认识上说他把“对象”搞错了——最终也把是非搞错了。毛的意志符合一些人的主观诉求，这“诉求”的本质与几千年国人们对皇权无条件崇拜实际上毫无区别，也无所改进。甚至于连后来阴谋发展的轨迹也一模一样。为了“斗争”，什么亲情、友情、爱情都可以不要了。只剩下一些空洞的“词”有待失去理性的年轻人用生命、用鲜血去证明它与“物”的对应，此一冒险是毛个人的宿命不假，但他却非要卷进几代人，其残忍的野心与自私由此可见一斑。他“敢闯敢斗”的姿态让人钦佩，可是，归结到暗处他不过也就是一个着了心魔的疯子罢了。对于如此位高权重的“疯子”的揭露是极其困难的，因为他已经完全把他的个人认识变成了集体认识，也就是说当他绑架了所有人时，哪怕他说“椅子就是爸爸”，一万个人里也会无一人反对的……
历史上每每碰到类似的情形，浩劫必然就会发生。独裁者的错误是无法自证的，于是它就只好是“正确的”，在这般颠倒的背景下，只好死人、死人、再死人，一直死到让它的负面性达到最大化，否则没有人愿意承认失败，尤其是接受这失败后所导致的巨大难堪。在文革中毛泽东的语言是自相矛盾的，有时这“自相矛盾”即使是他最信赖的红卫兵心里也非常清楚。他们互相的争辩皆是基于同一本“红宝书”里的内容，但他们也有一个共同点，这就是对领袖皆有一种可怕的愚忠……
所谓愚忠的质就在于它颠覆了人与人正常的理解渠道，他们把前文所说的“人的理解”中固有的模糊性绝对化成了一个符号，他们主观上认为自己理解了，其实什么也不知道。尤其是在68年以后。游街批斗实际上已成表演，背地里的折磨、摧残反倒更甚，“词”失去了描述的意义逐渐失效，有权者对无权者的迫害，成了享受人性之恶，提升快感的捷径，维护一个领袖的神性变成了隐瞒自己私欲的借口，事态到了这个地步，是不能再用他们愚昧，他们无知，他们上了某一个人的当，这样的托词为其辩护的？！因为一切皆源自于他们灵魂深处，最根源性的认识，文革中每一个喊口号的人压根就没有过善，从来没有！他们所制造的惨案上可追溯到封建礼教产生的时代，下可波及到现今社会的各种“怪现象”——我这么说并不是因为悲观。我只是不明白人这与生俱来的自卑感从哪里来，它又要到哪里去……
这里有很多现象可以分析，我看见许多人努力要克服自卑，于是他们成功了，变得越来越“强”。强到可以制造他人的“理解”，强到可以控制另外一个人，金钱、乃至国家。同时还有一些并不自卑的人，他们一贯尊重他人，保留自我却反被人当作自卑的人，搞得难以亲近，被孤立起来，直到被送进疯人院。我为他们各自不同独特所导致不同的悲剧而不安，也用他们的眼睛审视我自己的一切。随后我造了一个词——“区域性失败”，也就是把一切消极的东西归于“部分失败”——它并非事实的全部，这就避免了让一个人做原则性判断的必要。凡事先搁置，再分析，不搞名词解释。只谈当时体验，以及此“体验”所带来的时间局限。超过了此界限后的一切事物统统要重新评估，把一个事件孤立在一个笼子里，不间断地制造笼子，人才有可能获得自由。同时这也是给他人自由的一种方式。在“你不认识我，我不认识你”的环境中，人的客观认识反而会被拓宽，有了新鲜的刺激。大抵上一个纯粹的人原本就不应该知道得太多。“123、123、123”地走路更富有韵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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