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辩胜于事实
人对于一件事物的认知很大程度上并不是由于这个人学识、经验、理性所控制。在生活中我们往往有这样的经验：两个好朋友，吃吃喝喝、谈天说地，什么都好。但突然有一天！由于一件小事。或者是为了一个女人、或者是在某个貌似重大的问题上产生分歧，两个人即刻在心里产生了偏见，似乎对方之前的言行已不再如从前那样“可爱”了。但其实这样的揣度同样也是一种“不可爱”，而要阻止大多数人的这种思维惯性更是一种大大的“不可爱”。说服与被说服从来都是一件万分困难的事情，如果不能有效地不能铲除人们心中日积月累的成见，那么你的观念就无法突破他们的心理防线。人，说到底是不可能做到“绝对理性”的，他们往往受环境的影响，无意识地加入到集体的意志中去。而浑然不知自己那些“先入为主”的观念早已失去了适应“环境”的能力。而“观念”本身却并不能把它所具有的效能发挥到实际的事件中去，因为，即使是那些最纯粹的知识分子，也只能做到表面的“理性姿态”，甚至仅仅是出于“礼貌”而暂时地接受你的教导。但，背后却已经曲解了你的初衷。所以，在学术上我们往往会看到一些无意义的争辩，甚至辱骂。那些从批判他人中获得的名声，其实一种无法从情感上争取他人的无能的表现。人为什么会有偏见，恰恰在于人是有情感的。而“雄辩家”要争取的正是这种潜伏于人内心的“原力”，而不是仅仅依靠生涩的词句、旁征博引来反证自己的先验与才华。因此当一个自诩的“雄辩之才”不能通过自己语言让民众相信自己的正确观点时，他便自然会失去民众的支持。尽管，这些人事后也许会觉悟到——“他的话是对的！”。但，“不该发生的事实”已经酿成，失败无可挽回。所以，我经常批评那些企图通过自己的著作来改良社会的知识分子，说他们是“书呆子”正是这个原因。1989年，学生们的失败不是思想的失败，而是宣传的失败。站在历史的舞台上，有思想的学生不过是一群书斋里的秀才，他们缺乏一个出色煽动家的技巧；而那些有煽动能力的学生又缺乏必要的知识积累。于是，混乱成了一种没有任何向心力的，纯粹的“混乱”。
没有激情的演说是一种哗众取宠，光有自己的激情，又不能激起民众热情的演说更是一种哗众取宠。我们总是企图用一些急功近利的手腕来博取一个个“反应迟钝者”的欢心。这在真正的“雄辩家”家面前无疑是滑稽可笑的。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中，我们的先辈们之所有能得到这个政权。靠的不是对“主义”信仰，而是有效的“宣传攻势”，我们的革命家，最早都是煽动家。煽动的对象恰恰就是那些最容易煽动、最难以煽动、占人口比例又最大的那一群人——中国的农民。这些人是最讲实际、最讲实效的。而农民的生活又是怎样的呢？他们起早贪黑。农忙时，唯一的休息时间是在晚饭之后入夜的那一段。而这段时间正是演说家发挥才华的黄金时段。于是，在那些所谓的“夜校”班里我们看见了毛泽东的身影。这时的人精神出于比较疲倦的状态，意志是最容易被攻破的。这个心得最早源于宗教，无论是西方的天主教，还是东方的佛教。信仰的产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神秘气氛”的营造，教堂与佛堂的光线往往很暗，而且很安静。而赞美诗与佛经的念颂又起到了催人欲睡的效果。而处于这种状态下的人是最容易接受新鲜观点的。这与白天，特别是上午的亢奋状态截然不同。因此，许多有效的群众集会，以及对群众的镇压时间几乎统统是放在晚上。而我们看见，1989年的知识分子，白天热情洋溢，而一到晚上却只剩下几个“跳梁小丑”了。我们太不注重细节对于成功的决定性作用，同时也忽视了真理的正确性与“真理传达”的有效性之间的观念。
如今的知识分子大多对人民缺少感情，他们总是以“专家”的腔调出现的公众面前，而扮演地却是一个令人反感的角色。他们往往条理清晰、学富五车，却说不出一句感动人心的话语。缺乏“悦耳的妙音”，更缺乏对于智力最低下者必要的耐心。正如他们在对待同行时的那种舌战的样子，甚至还不如一个马路上的泼妇。他们的引用太过深奥，这如果用在自己的论文都要添加注释的话，居然愚蠢地放在一个面对大众的讲堂上，真叫人贻笑大方。而他们的举例流于生涩的推演，缺少“讲故事的人”那种特有的举重若轻的感觉。另外，他们还喜欢推敲字句，喜欢把同样一个问题分拆成不同的角度一一叙述，却忽视了公众最容易理解，也最容易产生共鸣的那一个角度。酸气冲天、咬文嚼字全然没有他们所受对象（一般的听众全是平民）的做派。而作为舞台的焦点，那些听众本能得就会从形象上察觉出你的异样，从而更别说征服他们的心灵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建国之初，我们的领导人不论在哪个场合，穿着都是极其朴素的，正如他们的说话一样。这，就是他们能够夺取政权的根本原因。演说者，通过演说争取到他的支持者，又通过这些支持鼓起自己的激情，再通过自己的激情感染更多的民众。于是，他的意志坚定了。民众的意志也坚定了。大家团结在一起，就能干出事业。相反，为了维持民主的气氛，大家慑于主持者的威信，不敢提问。而演说者又缺乏信心，站在台上用词含糊。神态畏缩，甚至内容仅仅流于表面。那么这样“和谐”的目的是达到了。但对于议题本身、对于我们思想的“真正解放”是完全没有意义的。这样的会议在中国有很多——纯粹是浪费时间。
我们往往只屈服于事实，认为“事实”是最可靠的。但事实本身的存在，还有一个“接受事实”的行为横亘在前。而接受的主体——“人”，却是最富有感情的一种生物。他的非理性，以及他在之前的印象经常会阻隔“他们”与“事实”之间的联系。于是，摆事实的人，却不定是在讲真理；而讲真理的人，却不一定非要摆出一堆事实。他只需要比他的竞争者多出一点点智慧，便能赢得大多数人的支持。而这“支持”才是最大的事实，你的目的就是要争取到最广泛的支持，这才是有效的会议、有效的演讲。人民没功夫上课，他们要的是情感，一种发自内心的，最浅显也最难以做到的心灵守望。如果你看过那张格瓦拉坐在讲台上与底下的年轻人讲话，而他身边的人个个西装笔挺，呆若木鸡的照片。你就能准确地发现“雄辩”的伟大了。他们要的，你给了他们，他们就会说“这是事实”……
没有激情的演说是一种哗众取宠，光有自己的激情，又不能激起民众热情的演说更是一种哗众取宠。我们总是企图用一些急功近利的手腕来博取一个个“反应迟钝者”的欢心。这在真正的“雄辩家”家面前无疑是滑稽可笑的。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中，我们的先辈们之所有能得到这个政权。靠的不是对“主义”信仰，而是有效的“宣传攻势”，我们的革命家，最早都是煽动家。煽动的对象恰恰就是那些最容易煽动、最难以煽动、占人口比例又最大的那一群人——中国的农民。这些人是最讲实际、最讲实效的。而农民的生活又是怎样的呢？他们起早贪黑。农忙时，唯一的休息时间是在晚饭之后入夜的那一段。而这段时间正是演说家发挥才华的黄金时段。于是，在那些所谓的“夜校”班里我们看见了毛泽东的身影。这时的人精神出于比较疲倦的状态，意志是最容易被攻破的。这个心得最早源于宗教，无论是西方的天主教，还是东方的佛教。信仰的产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神秘气氛”的营造，教堂与佛堂的光线往往很暗，而且很安静。而赞美诗与佛经的念颂又起到了催人欲睡的效果。而处于这种状态下的人是最容易接受新鲜观点的。这与白天，特别是上午的亢奋状态截然不同。因此，许多有效的群众集会，以及对群众的镇压时间几乎统统是放在晚上。而我们看见，1989年的知识分子，白天热情洋溢，而一到晚上却只剩下几个“跳梁小丑”了。我们太不注重细节对于成功的决定性作用，同时也忽视了真理的正确性与“真理传达”的有效性之间的观念。
如今的知识分子大多对人民缺少感情，他们总是以“专家”的腔调出现的公众面前，而扮演地却是一个令人反感的角色。他们往往条理清晰、学富五车，却说不出一句感动人心的话语。缺乏“悦耳的妙音”，更缺乏对于智力最低下者必要的耐心。正如他们在对待同行时的那种舌战的样子，甚至还不如一个马路上的泼妇。他们的引用太过深奥，这如果用在自己的论文都要添加注释的话，居然愚蠢地放在一个面对大众的讲堂上，真叫人贻笑大方。而他们的举例流于生涩的推演，缺少“讲故事的人”那种特有的举重若轻的感觉。另外，他们还喜欢推敲字句，喜欢把同样一个问题分拆成不同的角度一一叙述，却忽视了公众最容易理解，也最容易产生共鸣的那一个角度。酸气冲天、咬文嚼字全然没有他们所受对象（一般的听众全是平民）的做派。而作为舞台的焦点，那些听众本能得就会从形象上察觉出你的异样，从而更别说征服他们的心灵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建国之初，我们的领导人不论在哪个场合，穿着都是极其朴素的，正如他们的说话一样。这，就是他们能够夺取政权的根本原因。演说者，通过演说争取到他的支持者，又通过这些支持鼓起自己的激情，再通过自己的激情感染更多的民众。于是，他的意志坚定了。民众的意志也坚定了。大家团结在一起，就能干出事业。相反，为了维持民主的气氛，大家慑于主持者的威信，不敢提问。而演说者又缺乏信心，站在台上用词含糊。神态畏缩，甚至内容仅仅流于表面。那么这样“和谐”的目的是达到了。但对于议题本身、对于我们思想的“真正解放”是完全没有意义的。这样的会议在中国有很多——纯粹是浪费时间。
我们往往只屈服于事实，认为“事实”是最可靠的。但事实本身的存在，还有一个“接受事实”的行为横亘在前。而接受的主体——“人”，却是最富有感情的一种生物。他的非理性，以及他在之前的印象经常会阻隔“他们”与“事实”之间的联系。于是，摆事实的人，却不定是在讲真理；而讲真理的人，却不一定非要摆出一堆事实。他只需要比他的竞争者多出一点点智慧，便能赢得大多数人的支持。而这“支持”才是最大的事实，你的目的就是要争取到最广泛的支持，这才是有效的会议、有效的演讲。人民没功夫上课，他们要的是情感，一种发自内心的，最浅显也最难以做到的心灵守望。如果你看过那张格瓦拉坐在讲台上与底下的年轻人讲话，而他身边的人个个西装笔挺，呆若木鸡的照片。你就能准确地发现“雄辩”的伟大了。他们要的，你给了他们，他们就会说“这是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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